马礼逊（ Robert Morrison）是谁？你听过他的名字吗？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对华人教会有多重要？他有什么贡献？
身为华人教会新教的一分子，我们都应该认识马礼逊，因为他是第一位到中国的基督新教传教士!两百年前，因着他， 中国人开始接触新教。
1807年9月马礼逊到达广州，当时他25岁，未婚。在1807年的1月31日，他独自一人自英国启程。因英国商人不许他乘他们的船，他只好取道美国前往 中国。他在纽约转乘“三叉戟号”，并且申请手续。在办手续的时候，纽约船坞公司一名职员得知他将前往中国，便以轻视的口吻对他说“ 马礼
逊，你以为靠你一个人，就可以改变中国过去5千年来对于偶像的崇拜吗？”那时，马礼逊回答一句很有名的话：“我不能，但我相信神能！”他就是以这样的信念与信心抵达中国。
在英国的日子（1782-1807年）
1 7 8 2 年1 月5 日， 马礼逊于英国北部的小镇莫佩思（Morbeth）的一个贫雇农家里出世。他排行最小，有七个兄姐。后来， 他们全家搬到纽开斯尔（New Castle）谋生，以制鞋坯为业。他幼年的时候，日间帮助父亲工作，晚间用心求学。马礼逊幼年时虽然不是非常聪颖，但是他将勤补拙，苦心攻读。他有极强 的记忆力，12岁时就能背诵诗篇11 9篇（圣经最长的一篇），一字不差。
马礼逊的父亲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，信仰虔诚，他受其影响甚深。然而，马礼逊少年时期几乎误陷歧途。约15 岁时，他痛改前非，认真过讨主喜悦的生活。1798年，马礼逊加入长老会（Presbyterian
Church）。 后来，他读《宣道杂志》（The Evangelical Magazine）及《传教杂志》（The Missionary Magazine）时大受感动。1800年底，他慎重考虑献身为教会服务，因此作出较有系统的准备。1801年6月，他向黎德罗牧师（Adam Laidlaw）学习拉丁文，学费全是由微薄的工资储蓄而来，并且仍旧继续工作。那时，他已坚定心志：“我不知道结局如何， 只有上帝知道。如果上帝喜欢我在世上生
存的话， 等到有他所赐的机会， 我愿意为基督的福音服务。”
1 8 0 2 年11 月， 他正式向霍克斯顿学校（ Hoxton Academy）申请入学。此学院是专为训练公理会牧师而设的。在学院的两年时期，他常到郊外村落传道， 同时越发受外国宣教区的要求所感动。1804年5月，他向伦敦传教会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）申请成为外国传教士。申请批准后， 他到戈斯波特传教士学院（Gosport Missionary Academy）受训。
在他申请成为传教士前，他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提到：“父亲啊！我既然舍弃自己而成为主的仆人，我应当热诚从事于任何工作──甚至最危险的亦不畏惧。希望你能同意我的看法。我不怕什么，只怕违背主的心意。”
1807年1月8日，马礼逊在伦敦教堂被按立为牧师。同年1月20日，伦敦传教会专为马礼逊举行了欢送大会，在会上宣读了给马礼逊的《书面指示》和《告诫书》，他派往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区，作为英国
殖民主义者派赴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！
在中国的日子（1807-1834）
明、清两代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都想尽办法， 要寻找“中国的康斯坦丁大帝”。他们以为皇帝一旦信主， 下一道诏令，全国便归信。他们竭力地向皇帝康熙传福音，康熙也几乎信了。从他所写的《基督死》和《生命之宝》两首诗，反映他的确非常了解福音。但历史上最 讽刺的是：那断然下令禁止传教的，正是康熙！由于“礼仪之争”，教廷与清廷、天主教信仰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对抗，加上政治上、
司法上、军事上日益剧 烈的冲突，结果天主教的势力被撵出国门。自从康熙五十九年皇帝下令驱逐西洋教士离境开始，历雍正、乾隆、嘉庆等朝百多年，禁教法令均一再被重申提出。中国 政府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教，西洋传教士一律不得居留中国，国人若有相信基督教的，皆处死刑。
直至1807年马礼逊入华时， 情况仍是如此！那时中国只开放广州这一处让中国人和西方人可以自由贸易。除了极有限的朝贡形式的外交往来外，中外由海路来的通商，都只限于广州进行，并在 极多限制的情况下，进行贸易活动。除了一定日期，洋人可到广州城外的十三行交贸外，其余时间一律不准逗留中国的国境之内。他们唯一可以居留的地方是澳门。
当年马礼逊抵达澳门时，他首要的困难，是如何取得合法居留中国的身份，因为除了商人外，其他洋人皆被摒诸中国门外。当时， 中国与最主要的贸易伙伴， 双方各自都是以独占公司的形式：中国方面是十三行，英方则为东印度公司。为商业利益，东印度公司一向禁止传教士搭船前往中国，更不准留居，因为此时的中外 贸易关系已相当紧张，英国多番派人来华欲改善贸易情况都遭到拒绝；中国又往往以禁止通商为手段，惩罚那些不听命的外国商人，这对急欲求财的商人而言，实在 是致命的打击。所以在华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，亦对马礼逊这位不速之客抱抗拒的态度。他们不希望马礼逊留在中国，恐怕他的存在会激怒中国政府，又再下令禁止 通商。
那在澳门的情况又如何呢？虽然马礼逊是可以居留澳门，但自明末开始，澳门已由葡萄牙管理使用。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，天主教传教士一直在澳门工作。 自改教运动后，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，爆发了近一百年的宗教战争（实际上是政治的理由大于宗教上的），造成两派教会的互相仇恨，他们对这位新教的传教士 自然不会有好感。马礼逊在那儿遭受了当地天主教的排斥，因为他来华的传教行动被认为是带有抢夺地盘之意的行为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上帝，消除我一切的恐 惧。”
马礼逊当时面对的困难，除了居留问题外，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也是重要的障碍。当时华人不能教洋人中文，一旦发现， 处以极刑。这不准洋人学习中文的禁令， 其实只会对传教士构成困难，因为绝大多数来华的外国商人并无学习中文的兴趣，他们也不打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长期居留。此外，中文是一种极其艰深的语言， 在全无工具书帮助的情况下，学习不易；且又触犯法律，危险性大。所以，只有传教士为了传福音，才有长期居留中国的打算，并且千方百计要掌握中文。
为了学习中文，马礼逊被迫付出很高的薪酬，聘请两位老师来指导他。这两人是冒生命的危险担任此职的。据马礼逊的传记记述，其中一位老师的身上常携 毒药，以便万一被官府捕获时，横竖一死，自杀倒可免去诸般酷刑。可见教授及学习中文的危险性。马礼逊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，躲在密封的小房间里，利用微弱 的灯光奋力学习中文。由于老师们要求以身试法的薪酬过分高昂，不久马礼逊便无法支付，惟有辞退其中一位。
马礼逊面对陌生的文化、政治的障碍的处境下，其困难可想而知。他要如何合法地居留中国，并有效地展开传教活动， 是一个至为棘手的问题。当时马礼逊亦在日记中感叹“我可作什么？”在重重压
力和困难下，马礼逊在1809年加入东印度公司成为正式雇员，充当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工作以获得继续发展的空间。但在英国的同胞对他的受聘并不谅解，认为他已放弃了宣教的使命。在内外交迫下，他不但孤单痛苦的工作，更加上心灵熬炼。
1809年， 马礼逊迎娶玛丽·莫顿。本来在孤单的工作中，与玛丽·莫顿结婚可以令他稍有安慰，但依照清廷的定例，他的新婚妻子必须留在澳门，而马礼逊的公务亦使他一年 中有半年要留住广州。马夫人身体很弱，再加上夫妻长期分离，使她心情抑郁寡欢，更不幸的是在1812年时，他们的长子一生下来便夭折，这使他们的心情更加 痛苦，因而马夫人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只好带着女儿返回英国。
怎知，一别六年，于1821年他们全家才再于澳门团聚。团聚使马礼逊欢喜不已，但因公务缠身，马礼逊不得不独自返回广州。不幸的，等待生产的马夫人忽然染上霍乱，死于澳门。
失去了妻子的马礼逊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独白：“我的心碎了， 我将失去地上所有的快乐。” 马礼逊因为丧妻而痛苦难言， 同时不得不把幼小儿女又送回英国。妻儿相继地去世使马礼逊顿然失去了
家 庭的支撑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。
翌年，马礼逊的挚友和唯一的同工米怜（William Milne） 亦离世回到天家。（ 马礼逊一到中国， 就开始呼吁西方教会派遣更多的传教士赴华。直到6年后，他才迎来这第二名传教士米怜。米怜因无法停留澳门，转赴马六甲传道）这一连串的打击，令马礼逊悲痛 莫名，他曾这样说“……我亲爱的玛丽既死，现在又加上了米怜……我并不埋怨……只是为了剩下我一人而深感寂寞，但上帝支持我的软弱……我希望将来我也死在 我工作的地方。” 他感情丰富，但这却增加了他的痛苦，以致他常不住的呼喊：“……我的勇气与耐心，差不多已消丧殆尽了……这是一处极孤寂的场所，我希望到自由和可以享乐的 地方……”他似乎已经软弱、灰心、甚至略带抱怨，然而终其一生他没有退缩，相反地，他继续勇往直前。（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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